王绶琯是一位和星星结缘的老人。上世纪40年代，年轻的他被美丽星空吸引，割舍多年攻读的造船专业，追逐“天文梦”。上世纪90年代，他与科学同仁共同提议建设LAMOST（郭守敬望远镜），如今，望远镜发布的光谱总数超过万条，帮助天文学家对银河系恒星进行“普查”。在浩瀚宇宙中，有一颗小行星以他命名。年10月，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将他们发现的国际编号为号的小行星，命名为“王绶琯星”，以表彰他在中国现代天文学上所做的贡献和成就。同时，他也被称为“科学启明星”。晚年，他在60余位科学家的支持下创建了“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”，照亮了青年科技人才前行的方向。年1月28日，著名天文学家、中国射电天文学开创者王绶琯院士辞世，享年98岁。为天文事业奋斗了七十年，这位爱着星星的老人，最终化为了夜空中那颗最亮的星。悼念者手持白花，在王绶琯院士遗像前肃立。摄影/新京报记者吴宁志向从大海转向星空年1月15日，王绶琯出生于福建福州。从医的母亲十分重视他的教育，早年慈母叮咛他读书上进的画面，让他一直难以忘怀，始终激励着他不可懈怠。13岁那年，王绶琯经叔父推荐，报考了福州马尾海军学校并被录取。马尾海军学校的前身是清朝“洋务运动”时期左宗棠等人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。在动荡的年代，他陆续学习了航海和造船专业，并于年去到英国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进修。留学期间，原本就对天文有浓厚兴趣的王绶琯接触了大量天文科普著作，毗邻海军学院的格林尼治天文台更是对他造成了强烈吸引力。他经常写信和英国天文学家交流，不觉间，“志向”已由大海转向星空。年，27岁的王绶琯做出艰难决定，割舍攻读了10多年的造船专业，改行投入天文学的怀抱。彼时正值新中国成立初期，我国的天文人才队伍也亟待“招兵买马”。年，在伦敦大学天文台工作了3年的王绶琯回到祖国，投身中国天文事业的建设。两年后，在紫金山天文台修复望远镜的王绶琯接到一个紧急任务——到上海徐家汇观象台参与主持“提高时间信号精度”项目。“国家建设首先要把地图弄出来，测绘在野外拼命干，但如果时间信号不精确的话，地图就画不好。”王绶琯曾回忆说，时间系统大家谁也没做过，但都拼着劲儿想干出成果来，只用了两年就完成了任务，年，徐家汇观象台的授时精度达到0.01秒。开创中国射电天文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，射电天文学发展起来。天体不仅发光，也会发出无线电波和其他电磁波。对于历史悠久的天文学而言，射电天文学是用无线电观测天文现象的一门新学科。中国射电天文学是在中苏海南岛日环食联合观测时开始发展的。科研人员和设备追着日食“跑”，年，苏联的射电天文学家希望把一大批无线电设备安到海南，观察当年的日食。当时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决定借此契机，引进苏联的技术，启动我国的射电天文学研究。王绶琯提前赴海南“打前站”，进行先遣工作。王绶琯曾在其诗文自选集《塔里窥天》中回忆起那段经历：当时海南岛很荒凉，条件艰苦，饮水也是问题。“我早到了几个月，把水泥墩子打好，电接起来……跟苏联人一道，把七八台射电望远镜都支起来。”年4月，日食观测取得成功。王绶琯也跟着苏联天文学家边学边干，积累了射电望远镜的知识。人们在参观王绶琯院士的诗词。摄影/新京报记者吴宁人们在参观王绶琯院士的手稿。摄影/新京报记者吴宁合作结束后，中国向苏联提出留借两台射电望远镜，并安排在沙河授时站安装。王绶琯也被调到北京，开始筹建北京天文台的射电天文部分。他在沙河“扎下根”，进入射电天文学领域。随后的“大跃进”运动和三年困难时期，我国射电天文学在曲折中前行。“那时北京天文台什么都没有，我们就在沙河搭个草棚，讲课、生活、讨论……什么都在里面。后来一年年把房子建起来，建一个房子，拆一个棚子。”王绶琯说，他当时做了两件紧要事情，一是办训练班，二是设计和着手搞射电天文的基本建设。在沙河站，王绶琯举办“射电天文讲习班”，组织天文台和有关高校年轻专业人员“消化”中苏日食观测时引进的技术，并着重进行射电天文方法和射电天体物理的理论培训。这批学员成了我国射电天文学的早期业务骨干。这也使得设备归还苏联时，我国能很快地研制出自己的同类设备，并开始了太阳厘米波射电的常规监测。在王绶琯的主持下，科研人员还在密云研制了中国最早的综合孔径射电望远镜，并在观测研究中取得多项创见性成果。“望远镜建设过程中就培养了一批批博士，包括像中国天眼（FAST）总工程师南仁东先生这样优秀的科学家。”王绶琯的学生——国家天文台研究员、中科院FAST重点实验室主任彭勃说。LAMOST之旅在国家天文台设立的王绶琯追思吊唁会场，一曲《夜空中最亮的星》在大厅中轻缓流淌，洁白的LAMOST（郭守敬望远镜）模型静静矗立。王绶琯正是国家“九五”重大科学工程——大天区面积多日标光纤光谱望远镜LAMOST的发起人。在国家天文台设立的王绶琯追思吊唁会场展示了LAMOST（郭守敬望远镜）模型。摄影/新京报记者吴宁获得天体的物理信息，要靠光谱观测。王绶琯说，当时天文学测光谱面临两个问题：一是天体的光本来就暗，需要用更大的望远镜，直径越大，花钱越多；二是只能一个个天体测，非常慢。上世纪80年代初期，他注意到，国际上把新兴的光纤技术应用于天文光谱观测，光纤技术可以一下子测“多个目标”。但另一个主要障碍仍然存在，即天文望远镜的设计难以兼备“大口径”和“大视场”。王绶琯意识到，进入这块“光谱开拓处女地”，当时我国天文学与世界其他天文强国处在同一起跑线上，这是我国“逐鹿”当代学科重大领域开拓的机遇。上世纪90年代初，他与南京天文仪器研制中心的苏定强院士三易蓝图，提出大天区多目标光纤光谱巡天的构想，并研究完成主题论证，解决了天文光学设计上的那个“传统”难题，即难以设计出一具既有大口径又有大视场的天文望远镜。王绶琯把攻关的过程比作一场“双打”比赛，选手则由天体物理学家和天文仪器专家组成，不同学科和专长的科学家通力合作，攻克难关。他形容自己在迟暮之年还能经历这样一段LAMOST之旅，是学海生涯的一幸，和苏定强等人“同舟共济”似乎有回召学术青春之力。“LAMOST位于河北兴隆，每天都在守望星空，做银河系的巡天。如今发布的光谱总数超过万条，这使我国实测天文学站在了国际的前沿。”回忆起恩师的贡献，彭勃深感敬佩。他说，其实在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——中国天眼（FAST）的建设中，也留有王绶琯的足迹。“年，年逾七旬的王先生还去到贵州，翻山越岭为FAST选址考察。”科学启明星在国家天文台的追思吊唁会现场，北京四中的化学老师云松献上一朵白百合，为他的“科学启明星”送行。云松是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的“老会员”。年，75岁高龄的王绶琯发起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，为培育科学杰出后继人才铺路，获得了众多科学家联名支持。这份倡议名单“星光熠熠”，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等著名科学家赫然在列。61名科学家联名倡议创建了“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”（签名图片）。图/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
